地铁这一站叫北京大学站,出了站口,没多远就是北大东门。

星期六,东门进出的人很多,一排排白色的护栏占据着门口的空地,隔离出几个通道,机动车进出通道,师生的通道,还有访客的通道,秩序由隔离而来。早上8点半的时候,最外侧的访客通道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其中多数是来北大的观光者。

我没有办校友卡,要进门只能与观光者排一起,等待查验身份证。

我上学的时候,能不能进校门完全靠保安门卫的个人判断,他觉得你像你就能进,如果他觉得不像,那会麻烦一些,要登记,要写明有什么事找谁哪个系的。

那时人们相信文字,现在你写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扫描证件才是必须的,要把你的身份证变成一串串数据,我们更信任数据。人和人关系的破裂首先会体现在对文字的怀疑上。

以前,像我这样看着不像学生的人,门卫是会盘问的,你找谁?如果我说我不找谁是不可以进的。

现在我进北大,我准备找谁呢?有何公干呢?这些问题看起来稀松平常,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在排队的时候,想起这些让我有些伤感,虽然这个时候周围人声嘈杂,太阳也相当明亮耀眼。

我能说我是来找30年前的我吗?

后来,小肖说,那个时候他大四,还有一个月拿毕业证,这些他都没想过。他就是一个人,独自坐在41楼楼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握着一瓶酒,地上放着一包猪头肉,他吃一块猪头肉,喝一口酒,等着地球物理系的大个子。

听小肖说这话时,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小肖当时的情景:戴着眼镜,表情略显紧张,头发朝上支楞着,有着悲伤愤慨的姿态。

事情是从北大杯足球赛开始的。小肖所在的法律系和地球物理系在小组赛就差点打起来,双方队员火气都很大,好几次放下皮球冲向对方,是因为裁判和系里的老师大声呵斥和极力劝阻才没有动手,这就像两拨泛着白沫的愤怒的潮水,就要撞击的时候,消退了,以至于在场外观看的其他系的学生都觉得被骗了,作为观众,他们期待高潮部分,进球是高潮,猛烈的撞击也是。

决赛又是这两个队,比赛还没开始,法律系就在场边打出了讽刺地球物理系的横幅:把地球踩在脚下!横幅书写在一条破旧的床单上,床单中间有液体的印迹,轮廓清晰。

因为是决赛,两边的啦啦队也来了不少人,他们敲击着饭盆,像是战斗前敲击着的军鼓。

两边的队员再次冲到一起的时候,没人能拦得住,他们迅速撕扯推搡在一起,场地边上的啦啦队开始加入,有的冲入场地,有的四处寻找能做为武器的砖头瓦块。

据同学回忆说,那次是学校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群殴,场上22个队员,加上替补和各自的啦啦队,总规模有三十多人,所幸的是双方手里并没有过硬的武器,损伤人数并不多,其中擦伤了3人,挫伤2人,骨折1人,轻微脑震荡1人,伤势最严重的是法律系一个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医院缝了6针,而这人恰好是与小肖住同一宿舍的老乡,按年龄论,是宿舍里的老三。

排了20分钟后,我查验完证件,进了学校的大门。我来是踢一场校庆日的足球赛,为的是纪念30年前的入校者和毕业者。

这是四月的最后一天,道路两旁的树木生长得很茂密,阳光穿透树叶,变为绿色,映在灰色教学楼的玻璃窗上。

一进大门,我就有意提醒自己我回到了北大,我很想体验“母校“这个词语指向的情感,我甚至默诵了曼德尔斯塔姆写列宁格勒的诗,曾经在图书馆的长条桌上,被我整整齐齐抄录在笔记本上: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可是有一定难度,我的思路总是跑偏,回不到“母校“这个词语所规定的正确氛围中,我的眼睛总是注意着那些擦肩而过的年轻人。

东门这里多数都是新楼,在我上学的时候,这里似乎并不在北大的围墙里,而是一片低矮的居民区,我无法确准位置。记忆不是建筑,无法更新拆迁,也不能设计装修。我排在观光者的队伍里其实是恰当的。

也许再往深处走,我能发现那些熟悉如静脉的小径和时间的腮腺炎。

铲球你们根本不会,我要教你们,我专门练过。

第二天晚上,28楼的宿舍里挤满了人,老钟坐在桌子边的床铺上,他是法律系的研究生。

先伸出外面这条腿,伸腿的同时赶紧倒地,然后里面这条腿再扫出去,剪刀腿见过没?老钟面前放着一个饭盆,里面有酒,边缘磕碰出了一大块黑斑。

老三是谁打的?有人在门口问。

球系的守门员,那个大个儿!老钟的儿化音发得生硬迟缓。我说了,尔等都老老实实呆着,我会亲自去打他。

说完老钟仰头喝了一口饭盆里的酒,酒很辣,但老钟面无表情。

小肖拎着一瓶酒独自走出了宿舍,他要报仇,他要报复打人者,法律系是大系,不能这样受欺负。

小肖喜欢看球,踢球不太在行,他踢球的姿势较为古怪,射门动作被称之为弹射。踢球时,理论上应该是跨前一步,大腿带动小腿快速摆动,像鞭子一样去抽击。小肖的动作省略了跨前的那一步,也省略了大腿向后的蓄力过程,而是先提起大腿,然后大腿保持不动,小腿弹击。

小肖从28楼出来,并没有直接奔地球物理系所在的41楼,这个时候离同学们晚自习结束还有一段时间。他走出了小南门,在军机处的饭馆里买了半斤猪头肉,肉切好后,撒上葱姜蒜。他是想犒劳自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唯有这样才能让他内心的豪侠之气更为坚定而持久。

10点半,晚自习结束了,同学们从图书馆和各个教学楼里陆续走出,通往宿舍区的小路开始热闹起来,

看到大个儿了!小肖立刻站起身,大个儿骑着自行车从39楼的一侧转了过来,小肖迅速把最后两片肉塞进嘴里,拎着酒瓶子跟了过去。

大个儿迈腿下车,就在低头锁车的时候,小肖的酒瓶子从后面猛然砸了下来。

大个儿立刻蹲在了地上,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一刻他的头脑麻木了,只是下意识地捂住了被砸到的部位。

酒瓶子没有碎,小肖又一次举起瓶子,准备再次砸下。

带着风声,就在瓶子再次砸下的瞬间,小肖迟疑了一下,手腕有个小的停顿。

第二下,瓶子偏离了大个儿的脑顶,砸到了捂着头的手指上。

后来小肖说,那一刻他刚好看到了大个儿手指缝里粘稠的液体,因为是晚上,他不能确定是不是血,那像是从地层深处渗出的岩浆,带着温度,他心里一动,之前的英勇豪侠顷刻间倒塌了。

在人类的本性中,永不缺席的脆弱,最为珍贵。这是约翰伯格的一句话,我两天前看到的。

参加几年赛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五四操场里充满了欢快的音乐,开始是简短的仪式,之后是拍照留念,从79级到91级,岁数小的蹲着,岁数大的站着,摄影师说一二三,我们高喊,茄子!摄影师再说,我们再喊,尽量把嘴咧成一个个大笑的姿势。

大家相互打着招呼,握手拥抱,拥抱时使劲拍打对方后背。我看到了小肖,身体有些发福,头发基本没了,不会再支楞了。

那一年,大个儿的伤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伤好之后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小肖被学校劝退。没有拿到毕业证,小肖想再回来,但是学校有规定,五年内他不能考研,其实这是拒绝的委婉表达,因为只有时间才具有真正的毁灭性。

小肖说,他滚出了学校,进了社会反而像进了看守所,在老家的五年相当于被监督改造了五年,第六年小肖可以考了,他拒绝上其他任何学校,只认北大。

这一年他考上了数学系的研究生,回到了北大,他自由了,他期待用数学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他矛盾的内心以及慌乱的青春。研究生毕业后,小肖又读了博士,前后在学校待了近十年。

场地边与小肖握手的是阿德。

阿德当年在化学系,和我同级,上学的时候是北大校队的主力,那个时候,北大校队是全国高校里学历最高的球队,一半以上的硕士,在业余组别的比赛里有着骄人的战绩。

阿德最擅长的位置是前卫,他的速度快,看他现在踢球的模样,虽然比以前慢了两拍,我的脑子里仍然会闪现出他单枪匹马带球,后面几个人紧紧追堵的画面。

我认识阿德是在年,那年五四操场有一场轰动全校的比赛,北大校队对中国国家女队,当时来了很多观众,坐满了西侧的看台。

毕竟是国家队,即便是女子,以学生组成的北大男队仍然有明显的差距,从我所在的观众席上看,女队员相比要瘦弱许多,但她们灵巧如羚羊,穿行跳跃在男队的山石间,她们进攻锐利,四两拨千斤,退守也有序,基本能做到滴水不漏。

幸运的是校队也进了一个球,是阿德进的。

比赛前,教练给我们开会,说了比赛的注意事项。几年前,我和阿德坐在兰州拉面门前的饭桌边,边吃边聊,面前是三环,车辆川流不息。

人家是女队员,冲撞的时候要一定要收着点儿,教练强调了好几遍。

是吗?我不信你们会收。我知道阿德接下来要提那个进球,于是我故意让他难堪。

确实收了!我负责进攻,我不撞她们,都是躲着她们,有一个球我和她们后卫抢,那个挺壮的后卫,大家手上都有些动作,我突然摸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吓得赶紧收手。

我记起来了,阿德当时没有女朋友,他的精力都在课堂上和操场上,我知道有女生喜欢他,给他洗衣服,找他借笔记,但他只会处理实验室和球场上的惊涛骇浪,却无法应对女生的暗送秋波。

也许那场与女足的比赛对他有了改变,在他之前的记忆中,他没有触碰女性身体的感受和经验,其实他的手比那个女队员的敏感部位更敏感,他不但感受到了肉体的质地,也迅速体会到了形状和轮廓,也许他对异性的认知是从比赛中的那一刻才开始具体化的,就像一直昏暗的油灯,突然被拨亮。

这是当时阿德的秘密,我以前从未听他讲过。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能公开和被别人认可的范围内行动和言说,而实际上,这个范围内没有真相,如我同系同学所说,只有在秘密当中我们才能获取生活的意义。

与女队员身体的接触,只是阿德在北大的秘密之一。

80年代,五四操场是土地球场,春天风大的时候,浮土会扬起到半空,因为是土场,摔一跤就会擦伤一片,鲜艳的伤口,上面粘着黑色的土和沙粒。

有一个学期,我整天泡在五四操场踢球,膝盖和小腿上粘着泥土的伤痕也从未缺席,旧的刚结痂,新的就来了。除了北侧的三教,五四操场周围没有更高大的建筑,所以操场宽阔,可以容得下沸腾的荷尔蒙。

一个操场会有几拨人在踢,从午后一直到日落黄昏,你可以随时加入其中一拨,之前是否认识无关紧要,足球可以沟通并传递赞赏或是敌视。我们把这样的比赛叫踢野球,既然是野球就无人问津,四处蔓延,随时生长,也随时荒芜。

直至89年的春夏之交,当生活突然间变得凌乱不堪时,我踢野球的日子也中断了,之后生活平静下来,我却把踢足球改成了打牌喝酒,不喝酒不打牌的时候,行为懒散,游荡在学校的各处,五四操场却很少光顾。

我记得在混乱的最初那一个月里,阿德仍然坚持着有规律的生活,往返于球场和教室实验室,只是教室里人心浮动,球场上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才是真正的钢盔!6月1日那天,阿德在我们面前,边说边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钢盔。

他是从长安街一直骑车回到宿舍的,他上身穿着校队的队服,紧身的款式,颜色是浅土黄色,远看像没穿衣服,而“北大”两字像是直接印在了胸脯上。

他跟我们讲他如何喝退一个战士,并从这个战士的头上夺取了钢盔。看着阿德闪烁的眼神,我并不相信他的讲诉,阿德对学校发生的这些事一直都不关心,他没有悲愤的时候,也不太可能有如此胆大妄为的举动。

钢盔在人们手中传递着,被反复地戴上摘下,钢盔戴在我们头上显得滑稽有趣。

阿德说,把钢盔改成饭盆吧。

吃货!旁边有人骂。

之后,钢盔就一直搁在桌子上,因为无用,所以无人问津。

两天后,夜晚,学校的气氛紧张沉闷,发条已经拧到最紧,马上就要崩断。有几个同学被父母强行带回家,还有几个当晚借宿到了北京同学家。

10点多的时候,同宿舍的阿光跑回来,一进宿舍就翻找出留存的印刷品,放在脸盆里点火烧了,之后开始慌乱地收拾行李。当阿光推门往外走的时候,并没忘记与在上铺的阿德告别,这使他的转身而去有了少许的庄严感。

半夜,阿德从梦中惊醒,他看向桌子上的钢盔,钢盔还在那里,边缘微微上翘,表面上覆盖着草绿色的漆,但隐藏不住金属的质地,冷峻并有着幽暗的光,不知为何,钢盔半圆形的轮廓让他想起了女队员身体的某个部位,他抽动一下手指。

他想赶紧把钢盔扔掉。

扔到哪里是个问题,他想到了未名湖。直接扔肯定不行,钢盔会漂起来,这一点他并没有因为紧张而忘掉。

在去往未名湖的路上,勺园有一处工地,他捡了两块青砖,与钢盔一起放进双肩包里。

阿德准备从湖心岛的石舫上扔掉钢盔,他判断那里的水会深一些,他把一块青砖塞到钢盔里,然后沉入水中。这个时候,远处隐隐约约有吵嚷声,被水围困住的湖心岛更加沉寂。

就在阿德准备离开的时候,钢盔浮了起来,轻松自在。

他又沉了一次,这次他把青砖塞得更紧,令人丧气的是,钢盔还是浮了起来。半圆的钢盔漂在水面上,载着他的焦虑。阿德满头大汗,钢盔的下面有细小的涟漪,像扩散开来的嘲笑。

最终阿德把钢盔埋到了石舫后面的一颗柳树下,这次让他颇费周折的是挖坑,虽然不需要挖多深,但他手头上没有工具,开始他用手刨,手刨疼了,他就用吃饭的勺子,勺子太小,后来他又用饭盆挖。

然而并没有卵用!现在再说起此事,阿德会用这句话来总结。

那天阿德的行动确实是徒劳的,还没到一个月,土坑就再次被挖开,用的是铁锹,只一锹,阿德的秘密就被翻了出来。

两年后,我们这一级毕业聚餐,阿德的酒喝得有点多。当晚他来到湖心岛,面对未名湖嚎啕大哭。

事实上,阿德埋钢盔的那个晚上,除了恐慌,校园里没有发生其他特别的事件。

没多久,学校保卫部接到了举报,并迅速找到了阿德。据阿德交待,钢盔根本不是他英勇夺来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硬塞给他的,在长安街上,因为他穿着印有“北大”两字的队服,中年男子在人群中认准了他。

交给你,等于交给了组织。男子如此说。

之后,阿德不断地被真正的组织调查、谈话,学校保卫部、燕园派出所、海淀分局,还有就是并没有透露名称的组织,为此,同学、班主任、系里也都出具了书面材料,证明阿德平日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且诚实可靠,无过激不当的言论和行为。

等事情慢慢平息下来,疲惫沮丧的阿德猛然发现,这一年到了尽头,九十年代在冬季的校园里已悄然而至。

参加纪念赛的人来自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系别,但我们曾经是同一辆列车的乘客,只是我们在不同的站点下车,带着各自的行李。我每次想起这个景象,总觉得在走出车厢一脚踩在地面的那一刻,我被一分为二,一个留在车厢里,另一个在站台上,看着车窗一格格移动向前。

比赛持续了3个小时,因为人多,大家轮流踢,反复地上场,比赛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含义,而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那些等在场边准备上场的人们,心情急迫,虽故做镇定,但心里的那匹马已经拉不住了。

五四操场的胶土地变成了草地球场,草地在视觉上生机勃勃,充满了诱惑,面对这样的诱惑,我们身体里的能力已经很难应付,唯有努力奔跑,让心肺迅速扩张充血,才能与之相匹配,或许才有希望抓住那些闪烁不定的含义。

年的夏天,天热,热浪夹带着轰鸣的蝉声让我彻夜难眠。我不断地从宿舍的上铺爬下来,去到楼道尽头的水房里,然后用洗脸盆接上水,一盆盆地往自己身上倒,当自来水从头顶倾泻而下时,水流会瞬间越过眼睛,奔向脚底。

那一年,能让我们熬过酷热夜晚的,除了水房,就是意大利世界杯。为了看比赛直播,我们历史系的男生凑了一百多元钱,买了一台旧的电视机,晚上看比赛,白天偶尔也看看电视剧。

这台12吋的电视机迅速成为整个楼道的焦点,旁边的哲学系,远处的中文系的人都挤过来看,特别是中文系,他们大呼小叫,行为荒诞,除了比赛,他们还爱看电视剧,剧情越庸俗越爱看,中间夹杂着他们的评论和肆无忌惮的笑声。

比赛多数是在夜里,白天被热蔫的人会在电视机前形成一个狂欢的场面,中间还会有人不断加入,先来的人坐着,后来的人立着,再后来的人站在凳子上,最后来的人爬上高低床的上铺,采取侧卧的观看姿态,以手支头。

黄勇是在探亲返校的火车上认识陈红的,他们的座位挨在一起,一上车黄勇就注意到了陈红,他想搭话,但不知道从何说起,一路上他都在设想着搭话的方式,但话堆在嘴边出不去,他坐立不安,到北京的火车只有三个小时,马上就要到站的时候,黄勇注意到了陈红手里摊开的报纸,上面是世界杯的新闻。

黄勇终于有话讲了,他作为球迷多年积累的知识与体会像冲破堤坝的洪水,一直从火车上蔓延到之后的公共汽车上。

对于世界杯的话题,陈红也知道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和当红的球星,再远的事情,和每个队技战术特点就只有黄勇一个人发挥了,黄勇是我们历史系的好学生,特别善于找出事物的发展脉络以及总结出演变规律,足球也不例外。

在公共汽车上,陈红的终点站是清华园,车行到学院路时,他们被挤散了,中间隔着几个人,黄勇左右躲闪着人头,对陈红发出了去宿舍看球的邀请,陈红爽快,答应了。

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陈红来了。

当黄勇听到屋外有人叫他,他就有预感。他挤出人群迎接陈红的时候内心是甜蜜的,同时也恼怒起来,他恼怒宿舍里的凌乱不堪,也恼怒同学们光膀子看球的不雅。

他从座位上赶走了我和老王,与陈红一起坐在了电视机正对面的位置上,那里就像是球场的主席台,往后是一层层同喜同哀的面孔。

那天陈红坐在一群光膀子的人中间并没有显示出拘谨来,她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形象突出,并加强了我们观赛的戏剧效果。

瑞士队的后卫在门前解围,一脚踢出了底线。傻呀射门啊!陈红大叫,她看得投入,以为这个后卫是对方意大利的前锋,叫得急切而充满了遗憾,我们先是一楞,随即一屋子的人都大笑,宿舍里的空气也跟着颤抖。

黄勇也笑,陈红扭头推了他一把,我这才发现,从侧面看过去,陈红的脸部有着精巧的曲线。

那天总共是两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我们宿舍楼锁门了,你陪我走走吧。陈红看着黄勇。

这是一天当天中最凉快的时候,两人从43楼一直走到未名湖,然后一遍一遍地绕着湖走,等待着黎明。

开始他们谈论足球谈论比赛,谈论罗伯特巴乔和马特乌斯,足球的话题穷尽的时候,黄勇说到了历史,陈红说起了诗词,黄勇并不擅长诗词,但此时月亮高悬,暑热消退,有些古典情怀也许是恰如其分的,黄勇想。

路过五院的时候,门口有层层叠叠的紫藤,陈红说,庭院深深深几许,黄勇说,似曾相似燕归来。往前走是勺园的荷花池,正是花开的时候,陈红说,接天莲叶无穷碧,黄勇说,鱼戏莲叶东南西北中。荷花池旁边是长廊,在黑夜中看不清轮廓,黄勇说独绕回廊行复歇,陈红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黄勇说,这个不算,不古。

黄勇这才意识到诗歌有如此实在和确定的作用,虽然说的都是耳熟能详句子,但这些词句沉沦得太久,需要他快速翻检出来,把路过的树、石、湖、塔变得押韵对仗,变成固定住这个夜晚的格律。

应该做点什么了,黄勇想,于是他伸出胳膊,突然从背后搂住了陈红,发力有些猛。

陈红没有做出其他反应,只是肩膀紧绷了起来,前面的话题中断了,两人沉默着往前走,身体并没有紧挨在一起,只是黄勇的胳臂架在了陈红的肩膀上,他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像在众目睽睽之下忘了台词的演员。

这样两个人又走了一会儿,陈红终于笑场了,她忍不住了,笑得弯下了腰:你打算射门呢还是解围呢?

陈红再来我们宿舍是十几天之后,来看世界杯决赛。决赛之后,陈红再也没来过,至此之后她消失了,杳无音信。

按照陈红之前说的信息,黄勇找遍了清华力学系的各个年级,均被告知没有陈红这个人,甚至这个系有些班级根本没有女生。

送她的时候,你没看到她进了哪个楼门?我曾经问过黄勇。

她只让我送到清华西门,黄勇说,其实我开始就不太确信她是清华的。

是啊,他们哪有这样漂亮的女生?

黄勇两次送陈红到清华西门的时候,都是太阳刚好升起的时候,迎着太阳,黄勇看到的陈红是一片模糊的光影。后来,黄勇把这些事情写在了笔记本里,第一句话就写:如果我不想着她的话,她就彻底不存在了。

那天的决赛,德国最终赢得了世界杯,德国队也是陈红最喜欢的球队,与马拉多纳同呼吸共命运的黄勇却伤心不已,不同心情的两个人出楼门没走几步就停下了,两人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又回到了宿舍,而我和宿舍里的其他同学自觉挤到了隔壁,一直打牌打到天亮。

什么自觉去了隔壁?是我求你们走的。黄勇对我的说法一直不以为然。

那个夜晚只有一半的长度,即便只有一半的长度也被我们的好奇心给切碎了,我们总共敲门进去了两次,我进去的借口是拿拖鞋,阿杜进去的理由是缺一张牌,要找一张红桃6。我们俩进去并没有看到期待的景象,等到老王再敲门也想进去拿拖鞋的时候,里面传来了黄勇恶狠狠的声音,滚!

这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黄勇从未讲过,我们逼他也不说,在他的笔记本里他也没写,那一页留着一大片空白,下面抄录着几句诗:

我们曾是人口爆炸的两枚弹片

偶然相遇。细小的、碎裂的弹片

可是有着完整的夜和直至拂晓的共眠

两人离开了宿舍的时候天蒙蒙亮,这是人在一天当中最消沉的时刻,昨日已逝,今日未明。黄勇骑着自行车,车蹬起来链子摩擦着挡板,陈红坐在后座,头靠在黄勇的背上,轻得像一片羽毛,

世界杯结束了。陈红说。

黄勇点点头:下周就要考试了。

后来两人都没说话,只有自行车的摩擦声一下一下地穿过校园。

(完)

本文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图片来自80年代足球群。

赞赏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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