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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夏时报

人与病毒的危险平衡

编者按

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对众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所作的解释，

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

■余新忠

在学术史上，藉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问题发前人所未发，甚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论，这样的成果虽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时可以见到；而那种能从宏观上洞察人类思维的某些疏漏，从而无论在方法还是知识上都能给人以巨大启发和触动的研究，却总是微乎其微。不过，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可以说正是那些微乎其微的研究中的一种。“原来我们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疏忽了如此之多！”

英国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教授曾在书评中指出：“他（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合并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即使时至今日，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仍会耳目为之一新。他从疫病史的角度对众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所作的解释，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

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中，年，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名的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个中原因，麦氏认为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他指出，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躯体，还最终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

又如，过去在人们在论述公元前-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战中雅典的失败时，往往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方面，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

同样，在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二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作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当然，麦氏全新的观察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历史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并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

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些重要现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比如麦氏指出，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体系最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臻成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

又如，作者认为，在另一个微寄生物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大量的微寄生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总显得相对稀少。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生观的形成与践行，也就势在必然了。

在论述其他诸如罗马帝国的崩溃、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欧洲的扩张、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等等种种的历史现象时，麦氏均能透过一般的因果解释，体认到疫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显然表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麦克尼尔从病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确实提出了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省的认识。如果说，这些具体的认识不少还有重新探讨，至少是进一步论证的必要，那么，作者在具体的论说中表明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管是否完全正确，都是值得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视并予以认真思考的。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些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之中。微寄生泛指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巨寄生为人类能够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天敌，包括各种大型动物和其他族群或阶级，而主要为其他族群或阶级，比如征服者、统治者等。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中的一方过度发展，致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胁，而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命也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危机。不过人体的自然免疫力、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机调节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力指向修弥和维持这种均衡。所以人类的成长，尽管多有波折，但总体上保持着发展之态势。

其次，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续寄生；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不过，这类疾病的形成，必须以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数千人组成的社群中，大伙交往频繁的足以让感染不间断地由某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才能存在。所以，目前这种幼儿疾病遍布全球的现象，是经过好几千年才形成的。

再次，虽然，人类与微寄生之间总体上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具体到不同时段和地区，这种均衡实在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其中又以以下三种变化影响最大：人类舍渔猎而就农业生产；人口不断成长与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考验甚至崩溃。因此，疾病史研究实在与自然生态史密不可分。

最后，尽管几乎所有的传染病模式的改变，均由人类自身的行为所引起，但在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出现和确立之前，人类与微寄生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作者认为，传统医学理论大致说来是经验主义的，并极端教条化，“经验每每被牵强地套用既有理论术语来加以解释，而治疗方法因而也歧义互见”，而且“很少有人能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即便是最出色的医疗也对疾病无能为力，甚至还妨碍康复”。

（作者为《瘟疫与人》一书译者，本文有删节）